
皇权从未真正解决土地兼并的难题,事实上,它本身就是让土地兼并问题凸显出来的根源。
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德国。德国容克贵族,虽名义为贵族,其本质是小地主或次等贵族,他们同样积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,并推动工商业发展。铁血宰相俾斯麦本身就是小地主兼小资本家,家庭拥有农田、面粉厂、水泥厂、机器厂,他的国家治理方式也带有约曼农的风格:精明、谨慎、妥协而自然。 约曼农的案例提供了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叙事逻辑:在自由发展的农业社会,土地兼并并非天生顽疾,反而是推动商业革命、工业革命与海外殖民的引擎。一群能干的农民通过收购兼并和雇佣协作提升农业生产力,并将盈余资本投入商业与工业,完成社会进步。然而,这样的自然过程为何未在中国发生? 回望中国古代盛世——如文景之治,《史记·平淮书》中记载:国家无事,非遇水旱之灾,民则人给家足……老百姓生活富足,马匹成群,可见潜在的约曼农氛围。可汉武帝一朝改变了这一切。他热衷战争,需大量军费,国库捉襟见肘,于是桑弘羊等官员推行盐铁官营、专卖政策,这一策略直击富户利益。 约曼式农业资本本能地希望流向工商业,但在汉代,民间资本的流向被堵死,同时朝廷通过算缗收取重税,民间只能将财富投向土地。结果,土地兼并加速,豪强开始崛起。豪强并非普通地主,而是民间资本应对皇权过度汲取的产物。他们通过私人武装、入朝为官等策略,获取减免税赋特权。自耕农为了避税和获得庇护,主动将土地卖给豪强,形成恶性循环:土地集中,朝廷缺钱,税更重,民众依附豪强愈发严重。 面对豪强反击,朝廷推行均田制与编户齐民政策,旨在抑制豪强,直接汲取自耕农资源。然而,即便在唐代,登记在册、接受授田的自耕农仍处于易破产状态,导致大量逃农现象。数据表明,隋末至唐初,人口骤减,原因并非战争,而是大量自耕农在地方豪强庇护下成为佃农,土地兼并加剧。 豪强收取高额地租,主要因为佃农别无选择。即使租金高于同期欧洲农奴,依附豪强仍比直接面对官府剥削安全。郭德纲的一句全靠同行衬托恰如其分——豪强作为皇权同行,才得以显现其权力。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中所暗示的,也是这一逻辑:土地兼并本身无害,真正毒害社会的,是皇权与过度赋敛。 清代官员李调元的《卖田说》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。四川农民宁可将自家土地卖给大户,以获得庇护,避免官府苛捐杂税。李调元感叹,正是这种制度与环境,使得自耕农无选择余地,土地兼并问题畸形发展,成为王朝毒药的关键。 所以,可以用一句话总结:皇权并不解决土地兼并问题,皇权本身,就是让土地兼并成为问题的那个问题。自由发展和财富本身,从不自发产生问题,真正制造麻烦的,是其他人为的制度与权力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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