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权从未真正解决土地兼并的难题，事实上，它本身就是让土地兼并问题凸显出来的根源。
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德国。德国容克贵族，虽名义为贵族，其本质是小地主或次等贵族，他们同样积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，并推动工商业发展。铁血宰相俾斯麦本身就是小地主兼小资本家，家庭拥有农田、面粉厂、水泥厂、机器厂，他的国家治理方式也带有约曼农的风格：精明、谨慎、妥协而自然。 约曼农的案例提供了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叙事逻辑：在自由发展的农业社会，土地兼并并非天生顽疾，反而是推动商业革命、工业革命与海外殖民的引擎。一群能干的农民通过收购兼并和雇佣协作提升农业生产力，并将盈余资本投入商业与工业，完成社会进步。然而，这样的自然过程为何未在中国发生？ 回望中国古代盛世——如文景之治，《史记·平淮书》中记载：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……老百姓生活富足，马匹成群，可见潜在的约曼农氛围。可汉武帝一朝改变了这一切。他热衷战争，需大量军费，国库捉襟见肘，于是桑弘羊等官员推行盐铁官营、专卖政策，这一策略直击富户利益。 约曼式农业资本本能地希望流向工商业，但在汉代，民间资本的流向被堵死，同时朝廷通过算缗收取重税，民间只能将财富投向土地。结果，土地兼并加速，豪强开始崛起。豪强并非普通地主，而是民间资本应对皇权过度汲取的产物。他们通过私人武装、入朝为官等策略，获取减免税赋特权。自耕农为了避税和获得庇护，主动将土地卖给豪强，形成恶性循环：土地集中，朝廷缺钱，税更重，民众依附豪强愈发严重。 面对豪强反击，朝廷推行均田制与编户齐民政策，旨在抑制豪强，直接汲取自耕农资源。然而，即便在唐代，登记在册、接受授田的自耕农仍处于易破产状态，导致大量逃农现象。数据表明，隋末至唐初，人口骤减，原因并非战争，而是大量自耕农在地方豪强庇护下成为佃农，土地兼并加剧。 豪强收取高额地租，主要因为佃农别无选择。即使租金高于同期欧洲农奴，依附豪强仍比直接面对官府剥削安全。郭德纲的一句全靠同行衬托恰如其分——豪强作为皇权同行，才得以显现其权力。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中所暗示的，也是这一逻辑：土地兼并本身无害，真正毒害社会的，是皇权与过度赋敛。 清代官员李调元的《卖田说》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。四川农民宁可将自家土地卖给大户，以获得庇护，避免官府苛捐杂税。李调元感叹，正是这种制度与环境，使得自耕农无选择余地，土地兼并问题畸形发展，成为王朝毒药的关键。 所以，可以用一句话总结：皇权并不解决土地兼并问题，皇权本身，就是让土地兼并成为问题的那个问题。自由发展和财富本身，从不自发产生问题，真正制造麻烦的，是其他人为的制度与权力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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